回顾以往 成绩斐然 展望未来 任重道远

　　——纪念水洞沟遗址发现88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综述

　　水洞沟遗址研究院

　　8月18日，隆重举办了《水洞沟遗址博物院》建成典礼、学术研讨会等一系列重要活动，以庆祝水洞沟遗址发现88周年。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兰州大学、浙江考古研究所、山西考古研究所、云南考古研究所、宁夏考古研究所和美国等地的专家、学者六十余人参加了学术研讨会，就水洞沟文化研究的诸多领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全面总结了水洞沟遗址发现88年来的辉煌成果，探讨了今后水洞沟文化研究、保护、展示的新途径。现将专家、学者的论文和发言摘编如下：

　　高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在他的《水洞沟遗址与东北亚旧石器晚期人类迁徙与适应》的论文中全面地总结了水洞沟遗址的独特价值及重要性。他从水洞沟遗址是中国最早被发现和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是中国最早发现勒瓦娄哇技术产品和石叶制品的遗址;是吸引最多国内外知名学者前来考察和研究的遗址;是发掘与研究最频繁、最透彻的遗址;是受到学术关注度最高、最富争议的遗址;是在短时期内文化发展时段最多、分辨率最高的遗址;集中分布地点最多最密集的遗址;材料最丰富多彩、最多样化的遗址;最早发现间接用火证据和最早发掘出鸵鸟蛋皮串珠等十个方面论述了水洞沟遗址的重大学术价值和在中国旧石器时代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对于水洞沟文化的源流和去向，他在比较了“西伯利亚起源说”和“华北起源说”之后，分别评述了它们的学术意义，也同时指出了文化存在的局限和不足。在他的论文中还介绍了西方学者戈比尔(Goebel)等的学术看法，他们认为广泛分布于东北亚地区的细石器遗存，最早应该出现于末次冰期的西贝利亚贝加尔湖南部和蒙古的中部地区。此种技术是当时古人类用于猎获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的一种狩猎技术。随着末次冰期极盛期的到来，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开始向南迁移，此种技术也由古人类追赶该动物群而被带入我国华北地区。当末次冰期极盛期过后，气候开始转暖，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又开始向北移动，此种技术亦随之向北移动回到西伯利亚，并一直向北挺进，直至通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地区。这一新的视角，给予我们崭新的启发。高星指出，这种意见虽然具有技术与年代的优势、分布范围的优势、与晚更新世末次气候变化相符等优势，但也存在传播路线上时间、空间有许多空白点的不足。

　　袁宝印(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和夏正楷(北京大学教授)、高星、刘德成等对水洞沟遗址的地质背景及沉积环境等分别以《水洞沟区域的地质背景》和《水洞沟遗址沉积环境分析》为题做了发言。

　　袁宝印认为：黄河是控制银川盆地环境的关键因素之一，水洞沟遗址是黄河的产物。在第四纪时期，黄河流往银川盆地时在其右岸至少形成了五级阶地。当地壳稳定时期，水洞沟所在的边沟侧蚀形成比较广阔的河谷平原，当气候湿润阶段，河谷平原上会出现小型湖泊与湿地，成为干旱区少有的植被繁茂地区，食草这动物来这里觅食，饮水，成为古人类理想的狩猎场所。特别是晚更新世晚期，气候湿润，水洞沟一带又一次出现始于古人类生存的环境，古人类在这里活动。他认为若能在水洞沟地区发现比更新世晚期更早的地层，则可能预期发现更古老的人类遗址。夏正楷、高星、刘德成等在他们的《水洞沟遗址沉积环境分析》一文，采用地层对比、地貌调查、实验分析的方法，对水洞沟地区7万年至1.8万年前的地层沉积环境划分为四个阶段：7万至3.6万年前为第一阶段，为河流沉积环境，3.6万年前左右一段时期为第二阶段，草本植物丰富，属于气候相对温暖湿润的温带草原环境，沼泽发育;3.6万——2.9万年前为第三阶段，草本植物发育。为气候相对温暖湿润的温带草原、湖滨沉积环境;2.9万——1.8万年前为第四阶段，植被覆盖度低，气候较为干凉，属于温带荒漠草原环境和退化的湖滨沉积环境。这些建立在坚实科学基础上的论述，为今后水洞沟地区不同地点、时代有异的人类活动遗址的环境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钟侃(宁夏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水洞沟遗址研究院副院长)

　　在他的《回顾与思考》一文中，对水洞沟遗址自发现到20世纪末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从水洞沟地质发育历史和地层沉积的认识不断深化、环境变迁研究有突破性的进展、人类化石的首次发现和确认、石器特征的明显欧洲风格、水洞沟文化年代的测定及序列构架等五个方面进行总结后认为，水洞沟文化的研究虽然是中国旧石器研究中的重要环节，但水洞沟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研究框架已经构筑成立。

　　他认为国外，特别是周边国家和俄罗斯、蒙古有关这一领域的信息非常重要，今后必须加强和沟通。

　　王惠民(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水洞沟遗址研究院副院长)

　　在他的《本世纪水洞沟研究的新进展和收获》一文，对21世纪以来的水洞沟文化研究，从调查、发掘和宣传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对于最近十年来的进展，他从时空的新认识、文化内涵认知的深入、发掘基地培养专业人才的有效新模式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王益人(山西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在他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保护及其战略的思考》一文中提出，我国至今没有形成旧石器考古发掘与遗址保护及研究队伍建设的良性互动机制，而水洞沟遗址研究院等机制的建立是近年来中国旧石器考古的可喜变化。对于大型遗址的保护，他认为应该让国民通过参与保护来增强国家的归属性和自豪感，在这一方面，水洞沟遗址博物院的建成是“学术活力”带动社会参与旧石器遗址保护、利用的良好实践。

　　高峰(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发虎(兰州大学副校长、教授)、罗伯特·埃斯顿(美国内华达州原山间研究所、教师)等，就水洞沟文化的影响及其与我国南、北旧石器文化的关系、我国华北及东北亚更新世、全新世气候变化及人类生活环境、地质沉积环境等问题发表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这将在更广阔的视野将水洞沟文化的研究与东北亚旧石器文化的研究联系起来，推动水洞沟文化的研究跃上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