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洞沟的“七宗最”

 

水洞沟的“七宗最”

 

 

最吸引国内外学者、发掘和研究最频繁、最透彻的遗址

 

当文明似乎只在欧洲地区熠熠生辉时，亚洲等地一直是寂静无声，以至于科学界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及亚洲是旧石器文明缺失的地带。但是，早在1919年，比利时人肯特在路过宁夏水洞沟时偶然发现了一具披毛犀头骨和石英岩石器。消息很快传到法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的耳中，1923年夏德日进和和他的同伴桑志华遍来到了中国，在前往鄂尔多斯和陕北的途中发现了水洞沟遗址，同年夏秋之际在这个遗址进行了发掘，水洞沟遗址为中国最早发现并进行了科学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经过了年的潜心研究，最后形成了水洞沟考古报告—《中国的旧石器》，并于1928年正式公布，水洞沟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标志着“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这一论断的终结。这份报告也让世界考古界震惊，水洞沟的发现，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引起考古学界的极大兴趣，水洞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标志和一种文化的象征。

　　 

89年来，水洞沟遗址先后历经5次考古发掘，出土了5万多件石器和300多件动物化石，吸引了大批的专家和学者的研究和关注，仅“2003年水洞沟遗址发现80周年国际古人类学术讨论会”，就有上百名中外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齐聚水洞沟参加学术讨论。“2011年水洞沟遗址发掘88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有60多位中外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参加研讨。中外学者在探讨远古文化时，都要对水洞沟浓描细绘，大学考古讲义乃至中学历史教科书都对她不惜笔墨。中国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刘东生院士、著名人类学家吴新智、考古学家张淼水、吕遵谔等先生均参与过水洞沟遗址的研究，并留下研究成果，如此受到名流大家和众多业内外人士的关注，中国的古人类遗址中，仅有北京周口店和河北泥河湾可以与之媲美。

 

中国最早被发现和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在中国，虽然在1920以来在黄土高原西部有零星属于旧石器晚期的古生物化石和人类石制品被发现，但真正在地层中发现具有大量人工石制品和古生物化石并进行了科学发掘的遗址最早者非水洞沟遗址和萨拉乌苏遗址莫属。

 

经历了中外科学家五次正式发掘和逐步深入的研究，水洞沟以它特殊的文化内涵和与东西方文化的广泛联系，在世界特别是东方史前人类和环境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重大的影响。水洞沟与泥河湾、周口店同为中国北方第四纪地质和古人类文化研究的三个标准剖面之一。

 

 

中国最早发现勒瓦娄哇技术产品和石叶制品的遗址

 

生活在西方旧石器时代的人们，经过难以计数的实践，最早发明了无需再进行加工，直接从石核上获取工具的技术。要完成这一工序，需要预制特殊形状的石核，这种石核外观呈倒龟背状，学术界称其为勒瓦娄哇石核，这种技术称为勒瓦娄哇技术，从石核上打下的石叶，称为勒瓦娄哇石叶 。

石器时代的东西文化交流，是近来旧石器学界频频提到的热门话题。最早出现在西方的勒瓦娄哇石器技术，标志着旧石器工业技术史上的一次革命。 

中国学术界对水洞沟文化性质的认识，长期持谨慎态度。直到2003年出版的《水洞沟——1980年发掘报告》中才直接提出，以勒瓦娄哇石核和石叶的发现为突出标志的水洞沟文化“是我国最具有欧洲旧石器时代文化传统的单独类型” 。目前，在中国北方地区，发现含有勒瓦娄哇石器的遗址除水洞沟外，还有黑龙江十八站遗址、山西太原陵川塔水河遗址、内蒙古金斯太洞穴遗址等。

 

受到学术关注最高、最富争议的遗址

 

水洞沟遗址出土的石器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出土的石器，而与欧洲的、西亚和北非的奥瑞纳和莫斯特文化相近，使得水洞沟文化的来源和与此相关的史前东西方文化关系讨论的序幕由此揭开。一场水洞沟文化本土起源和来自于欧洲异族文化的争论由此拉开，使现代中国人来源成为了学术热点，水洞沟这个埋藏着中国旧石器文化体系中的另类地方，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围绕水洞沟进行的调查、发掘、研究蓬勃地开展了起来。其热度之高，甚至被刘东生院士赞为“中国旧石器石器考古的文艺复兴”，这一点也只有北京周口店可与之媲美。

 

发掘出最早的鸵鸟蛋皮串珠的遗址

 

 

备注：图为网站编辑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