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洞沟遗址2003年发掘的主要成果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考古队，于7月23日---9月5日对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水洞沟遗址是1923年由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E.Licent)和德日进在宁夏灵武的边沟河流域发现，是中国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当时对水洞沟遗址命名了5处地点(第1---5地点)，并对第1地点进行了首次发掘。1960、1963和1980年第1地点又经历了3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动物化石和石制品。该遗址石器组合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体系中独具特色，显示与欧洲和蒙古、西伯利亚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石器文化的强烈联系，历来受中外史前考古学界关注。

　　以前对水洞沟的发掘和研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4次发掘全部在第1地点的一个局部范围内进行，揭露面积很小，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层位只有一个。早期发掘野外方法粗糙，标本获取不全，缺失遗物分布状况和埋藏学资料，没有同步获取年代学和沉积学、环境学样本，出土标本在国内外分散存放，无法进行系统的研究。这样有关遗址的分布范围、年代、地层序列、环境和文化特点等一系列问题没有确切的答案。

　　为了探明水洞沟遗址的分布范围和周边地区的地质、地层情况，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2年4---5月和2004年4月先后两次在边沟流域开展区域考古调查，新发现了近20处地点，对水洞沟遗址的分布范围和考古价值取得了新的认识。此次发掘是为了解决水洞沟遗址遗留的一些学术问题，弄清新发现的地点与原有地点的关系，同时及时抢救出遗址即将坍塌部位地层中的考古材料。

　　本次发掘采用了一些当代最新的田野方法和标本观测、记录、处置方式，力求获取完整的科学信息，建立中国旧石器考古田野规范，并采取多学科同步协作的方式，在发掘现场采集地质、地层、年代和环境样品以供多方面的分析和测试。对任何遗迹和遗物都进行编号、记录，对每件标本进行三维坐标和产状测量，对每件石制品单独装袋以防止相互摩擦、碰损。对每个探方、每个水平层的废弃土单独过筛，防止微小标本的丢失和不同单元的标本混乱，并对一些重点探方和部位的废弃土进行浮选，以提取植物种子等材料。在发掘期间及时对标本进行整理，对野外测量数据进行计算机录入和分析。

　　为保证工作质量，发掘工作全部由考古专业人员承担，探方中不再见到民工的身影。考古队员来自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郑州大学、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浙江考古研究所和云南考古研究所，专业人员最多时达21人，近一半的成员来自大学考古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

　　本次的发掘重点选择在水洞沟第2地点，以便与第1地点进行地层对比，并建立水洞沟遗址的完整地层剖面。此外，为对遗址区有更全面的了解并探明新发现地点的科研价值，在第7、8 地点也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

　　第2地点位于第一地点南侧，与后者隔岸相对。地表露出丰富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在剖面上可见到厚层的用火烧烤面和灰烬。根据地貌情况开辟两个发掘区。第1发掘区位于紧靠遗址西侧崖壁处，于地表开1×1米探方40个。随着发掘深度的增加(总深度近20米)，因地貌的改变和安全隐患的增加，在东部留出两层台阶并将发掘区域向西侧崖壁处延伸，实际发掘面积不足20平方米。发掘表明该地点在厚层河漫滩相粉细砂层下有5个含文化遗物的层位(L8、9、10、11、13)，在对第Ⅰ文化层的局部清理中发现丰富的石制品。在其下的文化层中发现少量石器标本和在烬。对整个剖面进行了磁化率测试和系统的取样，以供光释光测年、孢粉分析、粒度分析、磁化率分析、微结构分析等，从而建立遗址的时代框架，复原古人类生存的环境背景，探讨遗址形成的各种营力和过程。

　　第2发掘区位于第1区的北侧，二者相距10米，地层连续。在紧靠崖壁处按正南正北方向分布1×1米的探方16个，另外清理不完整的探方4个。发掘面积18平方米。本年度主要清理第Ⅰ文化层，厚度约12厘米，石制品密集分布。在清理崖壁剖面时对第Ⅱ文化层进行了局部发掘，出土丰富的石制品和用骨片和鸵鸟蛋壳制作的精美的环状装饰品，并发现大量的灰烬和厚约5厘米的棕红色烧土面。在对废弃土的浮选中获取一些植物种子标本。对第2地点的发掘共获得石制品2664件，环状装饰品6枚，另有少量动物化石碎片(块)。

　　第7地点位于第1地点110°方向(边沟上游)300米处，发掘面积23平方米。文化层在厚层河漫滩相粉细砂层之下，厚约50厘米，出土标本2006件，绝大多数为石制品，少量为动物化石碎片(块)。从地层和文化遗物判断，第7地点的文化层位应早于第2地点的第Ⅱ文化层。

　　第8地点位于第1地点120°方向(边沟上游)2000米处。发掘面积16平方米。在经剥蚀的粉细砂层20厘米下即为文化层，层厚40厘米，出土标本801件。除8枚用骨片和鸵鸟蛋皮制成的环状装饰品外，其他为石制品。此外还清理出灰烬等用火遗迹。该地点只有1个文化层，从装饰品的特征看，第8地点的文化层应与第2地点的第Ⅱ文化层相对应。

　　发掘期间根据遗址文管所工作人员提供的线索，发掘队在遗址西部的第4地点清理出一具近于完整的人类头骨，下颌骨缺失。对地点清理表明此人类头骨出土部位为一处被破坏并于近期坍塌的窑洞。从头骨的埋藏状况、表面特征和没有其它部位的人类骨骼伴生等现象判断，此地点并非人类头骨的原始埋葬地，不能排除其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可能性。如果其年代与水洞沟文化同期，对探索特色鲜明的水洞沟工业的来源和晚更新世东西向、南北向人类群体的迁徙和融合，具有重大的意义。

　　本次工作在水洞沟遗址区的多个地点发掘出多个不同文化层位，扩大了水洞沟遗址的时空范围，为寻找水洞沟文化体系的分布范围和来龙去脉提供了资料;发掘出丰富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尤其是发现目前为止中国旧石器时代同期制作最为精美的环状装饰品，极大地丰富了水洞沟文化的内涵，为研究当时人类的生产力水平、行为模式和审美能力，提供了重要的信息;通过分布关系的资料和信息，对弥补以前田野工作的缺欠，正确判断遗址的性质、各种营力的作用和拥有材料的完整性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组织地质学家观察、研讨和测试，对遗址及附近地区的地质地貌演变和沉积成因，以及不同地点、地层之间的关系取得了更深入、更合理的认识;系统提取了遗址堆积的地层、环境和年代样品，对这些样品的分析和测试将使对古人类生存年代和环境的研究建立在更科学、更精确的基础之上;一系列工作和教学程序的设计和实施有助于推动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田野发掘和标本处置规范的建立和研究水平的提高，并在一定范围内提高专业人员业务水平，吸引后继人才。中国第四纪研究的泰斗刘东生院士高度评价了此次发掘的组织实施和教学活动，称其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艺复兴’的标志”。(作者:高星 王惠民 裴树文 冯兴无 陈福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