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物和宁夏境内的明代长城

2011-07-04 1032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即皇帝位，建国号为明，并攻陷元大都(今北京)，推翻了元朝的统治。 朱元璋改元朝地方的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下设府、州两级，掌管地方的民事和财政。又设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别掌管地方的司法和军事。“三司”都直接归中央政权指挥，便于中央集权。在军事机构方面，朱元璋又设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于中央，分别掌管京师及各地卫、所和都指挥使司。在地方，五千六百人设一卫，一千一百二十人设一千户所，若干卫、所以上设都指挥使司。都督府不直接统领军队，遇有战事，由皇帝派总兵官统率卫、所的兵不出战。战事结束，兵士各归卫、所，使军权掌握在皇帝手中。在边远和少数地区，则单设都指挥使司，实行军政和民政的合一统治。 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置陕西布政使司，宁夏卫和平凉府为其辖下。以后宁夏卫又分为前、中、后、左屯、右屯五卫，分别治今银川、盐池、中卫各市，今同心县以北地区属之。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从平凉府下析置固原州，治今固原，仍属平凉府，今宁夏南部地区为其辖下。 朱元璋在建国后不久，即分封皇子到各地为王。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四月，“封皇子旃为庆王”，藩辅帝室，先在今宁夏同心就国，后于洪武三十四年(即惠帝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将王府迁至宁夏(今银川市)。 1968年，朱旃墓发现于同心东面“层峦叠嶂、苍翠如染”的大罗山下周新庄境内。墓在早期遭到破坏和盗掘。朱旃墓系用砖砌筑，墓门朝东，有前后两室，后室两侧又各有一个配室，全长约14米、宽约13米，高6米，卷顶，墓室建筑非常坚固、宽敞。墓门装有宽1.41米、高3.1米、厚17厘米的两扇石门。随葬品已盗掘一空，谨存有圹志一盒。圹志盖的正中竖绣楷书“大明庆靖王墓”六字，四周为云龙花纹。志文载：“王讳旃，太祖高皇帝第十五子也，母妃余氏，生于洪武戊午(按：洪武十一年，即公元1378年)正月九日，二十四年辛未四月十三日册封庆王，二十六年癸酉五月之国陕西之，三十四年辛已十二月徒国宁夏，正统三年八月初三日以疾薨，享年六十一”。志文又称赞他，“令德孝恭，乐善循理，只是朝廷始终无间，皇上(明英宗)闻王有疾，即遣中官以名医良药驰视，放就道而讣音至矣。上深感悼，辍朝三日，遣使往祭，赐谥日靖，命有司治丧，葬以正统四年五月十三日，葬于蠡山之原”。圹志的文字和《明史》记载多相符合，惟《明史》记载朱旃为朱元璋“第十六子”，而圹志则为“第十五子”。此外，志文中“三十四年辛已十二月徒国宁夏”的记载，也可以纠正《嘉靖宁夏新志》卷一中庆王“三十五年辛已徒宁夏”的错误。因此，圹志的史料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朱元璋的洪武年号，只有三十一年。志文中出现的“洪武三十四年”，实际上为明惠帝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圹志不用惠帝建文年号，原来是由于公元1398年朱元璋死后，因其长子朱標早死，由皇太孙朱允文即位，年号“建文”。朱允文即位以后，以诸王“擁重兵、多不法”为由，在齐泰等人的赞助下，削除诸王藩封，引起以燕王朱棣(朱元璋第四子)为首的诸王不满，从而起兵反抗。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燕王打着“靖难”的旗号，攻克南京，自立为帝，是为明成祖。明成祖即位后，宣布“今年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明年为永乐元年，建文中更改成法一复旧制。朱旃死于明英宗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圹志按明成祖规定，不用”建文“年号，正反映了明代皇室内部这样一场尖锐的夺权斗争。 在今西北的仁庄，发现由另一座明王墓。墓虽然被盗，没有出土什么文物可以指明这座墓的主人是谁，但根据这个墓的形制和“庆藩之墓，俱在、“靖王、康王、怀王……诸王墓，俱在灵州堡蠡山”的记载来看，属于朱旃后裔诸王中的一个，是可以肯定的。 墓在仁庄西约半公里，西距大罗山约十五公里。地面上隆起由已个馒头形的土塚，高约十余米，直径30余米，环绕土塚四周由墙，东墙的正中开门，门内原有殿堂建筑，但今已坍废。 墓是1971年由当地群众发现的。墓门方向朝东。墓室由前、中、后及中室左右两个配室共五个室联结而成，全用经过精细磨光的青灰色大条砖砌成。墓门前的“金刚墙”前面，又加筑有一道高约15米、厚约3米的砖墙，以加强墓室的安全。“金刚墙”亦高约3米，它的正中下部是卷门，原装设有木扇门，但今已朽毁。后室的后壁及左右两壁砌有神龛。后壁北端近墓室地面4米处，有一不规则形的盗洞，早期盗墓者由此进入室内。室内地面全用方砖铺砌。顶为卷顶，墓室高约7米。 墓的“金刚墙”到后室后墙，长约19米，两配室之间宽约7米。墓室建筑高大宽敞，置身其间，不异于“地下宫殿”，和北京明十三陵中的明神宗朱翊钧定陵相比，除所用建筑材料不同和规格规模小外，形制结构基本相同。 明朝建立以后，元朝统治者的残余势力逃往塞外，但是却不时南下骚扰，威胁着明朝的安全。明成祖初年，元朝残余势力虽被打垮，但蒙古的鞑靼部又兴盛起来。明成祖数次领兵出战，打败鞑靼，但蒙古的另一部瓦剌又相继崛起。鞑靼、瓦剌的相继反复扰掠，成为明朝二百多年的北部严重边患。 固原省城墙下发现的一块刻字方砖，所记内容正反映了这一历史的部分真实情况。砖厚6厘米、边长36厘米，刻有十七行文字。刻文记载了代宗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固原州军民修复固原州城(即金代的戎州城)的缘由和经过。上载：“维初，忽有达贼入境，将各处人口杀死虏去，官私头畜家财进行抢掠，不下万计。军民惊散，苦不堪言“。根据《明史》景帝本纪记载：“景泰元年春正月，……润月甲寅，瓦剌寇宁夏”。又，三月癸丑，“瓦剌寇宁夏、庆阳”。据此，可以推断上引砖刻文字难辨之处当指此年瓦剌扰掠固原州的时间。更为珍贵的是，这块砖刻文字，记载了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在重修固原州时，“掘出方砖一块，上刻大金与定三年(按：公元1219年)六月十八日巳时地动，将镇戎城屋宇推坍，与定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差军民夫二万余人与工修筑，五月十五日工毕”。这是一件十分珍贵的地震记录资料。《金史》记载：“与定三年，四月癸末，陕右黑风尽起，有声如雷，顷之，地大震，平凉、镇戎、德顺尤甚，虑舍倾，压死者以万计，禽畜倍之”，只记录了与定三年四月的那次地震情况，未见有六月地震的记载。而砖刻明确记载：“大金与定三年六月十八日巳时地动”，与定四年五月修复上年六月因地震坍毁的城池，时间只有十一个月，刻砖人不可能将四月和六月两次不同时间发生的地震混为一谈。因而这件砖刻有关地震的记载有補于《金史》关于地震的记录，是研究我国地震史的一条新的重要实物资料。 在我国北方的辽阔地区，一道雄伟的长城横越沙漠草原、崇山峻岭，跨过山谷沟壑、隘口险关，蜿蜒起伏，宛如游龙。这就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万里长城。 在我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时起，至明代为止，前后有二十个朝代或诸侯小国修筑过长城。其中以秦始皇时修筑的长城、汉长城和明长城规模最宏大，长度都超过一万里。在宁夏地区，以战国秦昭王时修筑的长城为最早，其遗址在今西吉、固原县还有遗存。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在连接战国燕、赵、秦三国北方长城的基础上，修筑起了西起甘肃临洮，沿黄河，抵阴山，东至辽宁，延袤万余里的长城。这条长城，有人认为在宁夏大致是沿黄河循贺兰山东北，和内蒙古的狼山西端相接，但今已难于觅见其遗迹了。汉代长城是在秦代长城的基础上修筑而成，由甘肃敦煌西北的玉门关起，总长二万余里。隋文帝开皇五年(公元585年)，为了防御突厥的南下扰掠，曾使“司农少卿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距河，西至绥州，绵历七百里”。二十二年以后，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又诏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隋长城在宁夏地区的具体位置，一时尚难确定，但隋在今宁夏境内修筑过长城这一事实，当毋庸置疑。 明代万里长城，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修筑的长城。明代长城实际上总长为一万二千七百余里。西起甘肃酒泉县的嘉峪关，东达河北、辽宁交界处的山海关，经越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北京等五省(市、自治区)。 明代长城的修建，从明代建立初期到明神宗万历年间为止，前后历经二百余年。为防御元朝残余势力和瓦剌、鞑靼的扰掠，明朝在长城沿线初设四镇，后增为九镇，分段进行防守。其中宁夏镇(今银川市)管辖范围东起花马池(今盐池县)、西至甘肃靖边县。由于山西以东的长城靠近明朝的京城北京，地位重要，除一些地段加筑数重外，墙外还用砖包、石砌或加宽墙身。山西以西，城墙则全为夯土所筑。 《明史》载：“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正月，王越总制延绥、甘肃、宁夏三边，驻固原。……润六月乙巳，筑边墙自紫河砦(按：今灵武县横城)至花马池”，市明代宁夏筑长城之始。这段长城，就是俗称的“河东墙”。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长为三百八十七里。以后由于倾圯毁壤，于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改筑“深沟高垒”自灵武县横城起至花马池止，长三百六十里。由于其在与武营一段，“土沙相伴，不堪保障”，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沿其边墙内挖壕堑各一道，长五十三里，以加强防守。在黄河以西，主要有“城西南墙”、“西关门墙”和“北关门墙”。“城西南墙”，“自双山(按：今中卫县境)南起至广武界止，长一百余里”，也是成化年间修筑而成的。自大坝至三关口(赤木关)一段，长八十里，为“西关门墙”，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所筑。自三关口以北，则利用贺兰山自然的陡峭山脊、崖壁，或略加修筑为屏障。今平罗县以北的空阔地带，明孝宗弘治年(公元1488年——1505年)以前修筑有“镇边关墙”，明武宗正德初年以废。明世宗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南移七十余里，新筑西起自贺兰山、东到黄河的“北关门墙”，“凡三十五里，皆内筑墙，高厚各二丈，外浚堑，深广各一丈五尺有奇，墙有堞可蔽，有空可下视以击射”。宁夏境内的明代万里长城，主要便由上述的“河东墙”，“城西南墙”、“西关门墙”和“北关门墙”四大段连接而成。 宁夏境内的明代长城，虽然全是用土版夯而筑，外表没有用的砖包砌，牢固程度远不如山西以东用砖石包砌的长城，但墙身基厚4米、上宽1.6米，墙顶又设有敌墙，墙顶通道宽1.2米、城墙总高5.3米，工程也十分巨大。长城在修筑时，每版长4米，一版长的城墙即要用土八十立方米。谨以“河东墙”长三百八十里计算，便要用土三百八十万立方米，工程是十分浩大的，这充分表明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艰苦卓越的精神。 在古代，长城内外的大好河山，长期笼罩在腥风血雨的阴霾之中，正如陈毅在《长城词》中所咏叹的：“此地屡见血殷红，登临凭吊感慨中”。人民解放战争的疾风，一扫长城内外的战争乌云，“阴霾尽消见碧空”。而今，当我们登上长城，放眼远望，长城似长龙般伸向天际的壮观景象，无不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智慧和坚毅不拔的精神深深感动。长城，作为人类史上的奇迹，永远闪烁在人类文化的光辉史册之中。 自元朝以后，大量的迁居宁夏地区。明朝以后，又又大批的人民被安置到灵州、固原州一带。数百年来，他们和汉族、其他人民一起，为发展宁夏的经济、文化作处了自己的巨大贡献。 《多桑蒙古史》引《史集》记载，公元十三世纪宁夏便又和寺的建筑。《嘉靖宁夏新志》卷二《寺观》条下，也有“回纥礼拜寺”，“在宁静寺北”的记载。很显然，这里重复了将回纥和当成为一个的错误，其实这里所说的回纥，应该就是。这说明至少在十三世纪末，宁夏地区便又了及教建筑出现。但由于战乱和自然的损毁，这些建筑至今保留下来的却为数寥寥，今同心县旧城的寺，便是其中幸存的一座。 同心大寺，相传始建于明代初年。从照壁及礼拜殿脊檀等处保存的题署及墨记来看，清代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和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两次重修。 寺门朝西，门前有一座仿木建筑结构的砖砌照壁。照壁的中心，有砖雕月挂松柏图一副，构图清新素雅。门开又三个卷洞，中间的卷门洞内，又石砌阶台，可以由此登上高达数米的基台。基台外表用砖包砌，上面布列礼拜殿、唤醒楼、陶訇住房等几组建筑。礼拜殿，是同心寺的主体建筑，大殿坐西朝东，是一座二个歇山顶和一个捲棚相连的殿堂式建筑。前殿面阔七间、进深五间，面阔三间，室内全用“金柱”支撑梁架。门楣、墙壁上有透雕的文和花卉图案。礼拜殿的右侧建有唤醒楼(邦克楼)，是登楼呼唤教友进行礼拜的地方，为一座两重檐、四角攒尖式顶的凉亭式建筑，屋檐四角略为飞翘。大寺较好的表现了我国古代传统的建筑技术和教建筑装饰艺术的交融，体现了古代汉族、在历史上相互学习、共同发展的进程。 明代以后，随着在宁夏地区的发展和广泛传布，许多原来的佛寺逐渐增建和扩大，并将佛、道两个不同的建筑揉合在一起。中卫高庙、灵武高庙、平罗高庙等建筑，都是在明代佛寺的基础上逐渐扩建起来的。这些建筑外形和布局都大致相同。谨将中卫高庙介绍如下： 中卫高庙，在中卫县城北面。明代正统丙寅(公元1446年)以前已经始建。起初是一处规模较小的佛寺，经过清代的增建和重修，逐成为一处规模较大的古代建筑群。整个建筑可以分为保安寺和高庙两大部分。保安寺在前，山门朝南，两侧建有厢房，正面是单檐歇山顶的大雄宝殿。殿后是高庙，又二十四级砖砌台阶，十级而上至南天门。途中又仿木建筑的砖砌牌楼一座。其两侧又建有对称的重檐歇山式顶的东、西天池各一座。南天门后建又三重檐、四面坡式顶的中楼一座。它们通过飞桥，各和南天门楼相连。中楼的后面为五岳庙，高二十余米，三层，三重檐，歇山屋顶，是高庙的最高大建筑。二层和三层的四周建有回廊。凭栏远望，但见北面黄沙漠漠，东、西黄河如带，自有一番乐趣。 高庙的主要建筑均处于南北中轴线上，且逐渐增高。两翼的辅助建筑处于左右两侧，均衡对称。整个建筑虽然层楼重叠、檐角飞翘，但却显的十分稳重均衡。主体建筑和辅助建筑之间，多用飞桥相联结，布局十分紧凑。清代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和解放前经过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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